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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系列报道(十一)

发布时间:2015-08-19
“仁丹”广告 其实是日军的路标暗记

记者大量查阅成都市档案局档案,梳理出日本“仁丹”背后的秘密


       1931年,成都某城门外,“我们的‘仁丹’可治心痛肚痛、瘟疫以及消食醒酒等,而且价格也不贵,一角一小包,两角一大包咯!”一个日本人用不太流利的中文推销道。

       “感冒能治吗?晕车晕船能治不?”围观市民询问道。“当然可以,都能治。”日本人道。“我要一小包”“我要两大包”……一群市民争先恐后地抢买日本“仁丹”。像这样推销日本“仁丹”的场景不只发生在成都的街头巷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各处都非常常见。

       日本“仁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药品?为什么要在中国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漫天的“仁丹”广告背后,又隐藏着日本人怎样不可告人的玄机?

       记者通过大量查阅成都市档案局相关档案,最终梳理出日本“仁丹”在中国大肆推销背后的秘密。

       秘密在胡子的画法上

         ■两角上翘:畅通无阻

         ■左角下垂:左路不通

         ■右角下垂,右路不通

         ■两角下垂:此路不通

       一心入川只为涂刷“仁丹”广告?

       成都闹市街头穷乡僻壤 “仁丹”广告比比皆是


       在民国初期,“仁丹”就已经在中国声名鹊起,广告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仁丹”的广告画报对于生活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成都人来说,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印 象。尤其是它的注册商标,一个穿着大礼服的翘胡子将军像,因其胡子有着浓浓的日本风味,让人印象深刻,又被称作“仁丹胡”。

       而当时在中 国大行其道打上日本标记的“仁丹”,其来历竟然来自中国。据了解,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占领了我国台湾。为了避暑,当地人会用月桃种子砂仁制造清凉解暑药。 上个世纪初,一个叫森下博的日本军人,从当地居民那儿学到了这种制作方法,回到日本以后,求教药剂师及汉学家,制成了“仁丹”。

       那么 “仁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肆在成都推广售卖的呢?记者在市档案局看到了一份档案,该档案的产生时间是1931年5月30日,是日本领事署就仁丹公司派遣 专人入川的事务,向成都市当局出示的一封信函。“由于当时日本仁丹公司仅在湖北汉口设立了分公司,因此在成都的相关事务,理应由汉口仁丹公司负责。但他们 一心要求入川,其真实目的现在从信函中看来只有一个,就是涂写‘仁丹’广告。”市档案学会理事长姬勇介绍说,信函中明确提到,“将在此地各城门内外,原书 有‘仁丹’广告的墙壁上及附近地方墙壁,得屋主同意后用蓝白二色油漆重新书写‘仁丹’二字。”因此,不管在当时成都的闹市街头,还是穷乡僻壤,这样的“仁 丹”广告比比皆是。

       “日本除了利用广告大肆入侵中国市场,另外‘仁丹’的价格也极大程度地俘获了人心。”姬勇说道,这可以从另外一份档 案中得到证实,那是当时成都的一张药价单。记者从这份药价单上看到,单子中的“仁丹”,根据分量的不同,给出了五种价格。但其中420粒装的大包“仁丹” 仅售9毛,而最小包装的“仁丹”更是标出了1毛的超低价。与同在一张药价单上的其他药品相比,“仁丹”的价格优势立马凸显了出来。

       日本人所卖的“仁丹”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功效,再加上如此大肆地宣传推广,从1905年日本“仁丹”出笼问世后,就迅速占据了中国市场。 起初日本仅在中国的重点城市,如上海、北平、沈阳、重庆、成都等设专卖店销售“仁丹”,并在其城墙上涂刷广告。但随着“仁丹”在中国的一路畅销,它的势力 也渐渐深入到了乡村,可以说日本“仁丹”已经快要覆盖全中国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疑点:当时油漆价格不菲,为什么要在原有的“仁丹”广告上再涂?日本“仁丹”为什么要以倾销式的价格在中国销售,只是为了占领市场的商业目的?这些谜团随着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一解开。

       是日军行进的路标暗记 其秘密在胡子的画法上

       “仁丹”广告隐藏“军事秘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当局以反日爱国、抵制日货为名,三令五申地要求日本“仁丹”在中国停止销售,驱逐日本“仁丹”。这样的举动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之争、彰显爱国情怀吗?

       记者在成都市档案馆发现了这样一份档案, 1936年8月12日,即抗战爆发前夕,四川省政府的一份秘密咨文,咨文内容称:“据密报以假卖仁丹为掩护,日间谍同助手高桥及华人石充昌等六人在成都一带活动,并携有最新式照相机随时摄取重要地形地势等。”

       果然不出所料,日本“仁丹”在中国的行径并不单纯!但是日本“仁丹”在中国大行其道,仅仅只是为了给日本间谍“打掩护”?显然,也并不是那么直接简单。

       记者从成都市档案局还了解到一份档案。在1936年6月25日四川省政府致省会公安局的一份密令中这样写道:有日人一名着中国衣装,率领工人多名在黄冈城险 要处所,大做其仁丹广告,以此为标识。看来为了在当地加快效率,日本人当时还雇用了不少中国工人。另外,该密令还特别提到:“给与屋主洋两元后,即前往各 处拍照。”那么为什么日本人要选择在城市的险要位置用油漆涂刷“仁丹”广告?又为什么用照相机记录下这些广告的所在位置呢?

       “这是 1936年一封由四川省政府发出的密令。”姬勇向记者介绍了另外一份档案,在这份档案中提到,日本人在湖北黄冈、江苏武进和昆山、山东济南等地的险要处所 大肆涂刷“仁丹”广告,并摄取影片。这里还讲到:“绘制墙壁仁丹广告颇多,长方各异,色分四种,确有军事秘密。”

       “军事秘密”?!这 “仁丹”广告里竟然藏有军事秘密?“日本人四处涂刷‘仁丹’广告,看似正常合法。但他们为什么却偏偏选择在城门、桥梁、重要机关、关隘等险要地标处绘制广 告,其实就是为了用‘仁丹’广告给这些地方做符号标记。”姬勇说道,日本人将绘制好广告的地理位置用照片记录下来,也是为了让以后来此地的人更为直观地辨 识,用价格不菲的油漆涂写是为了让广告更能抵御风雨侵蚀而保持长久醒目。

       那么日本在中国大面积的“仁丹”广告对日军侵华到底有什么“功 效”?据姬勇介绍,它就是日军行进中的路标暗记,而其秘密就在胡子的画法上:如八字胡子微微向上翘,则证明此路畅通无阻;若八字胡子的左角向下垂,则表示 左转弯不通,应向右行。相反,八字胡子的右角下垂,即应向左转;如八字胡两边都向下垂的话,就证明此路不通,不可前进。

       以厨师僧人等身份 潜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日本间谍在华收集情报不择手段?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仁丹”广告作路标暗记的惊天阴谋完全暴露了出来。于是,中国各地开始大肆涂抹“仁丹”广告,当然也包括四川。成都市档案馆的一份 档案就记录了这一事件,1937年温江转发接到上峰去除广告的行政命令。文件内容说:“对日本药品广告尤应注意涂抹消灭。”

       “实际上, ‘仁丹’广告只是日本间谍在华收集情报活动的一个小缩影。虽然我们目前没有十分完善的证据链,但日本近代史上一次次千变万化的谍报活动,的确隐藏着用微小 的代价来换取巨大利益回报的初衷。”姬勇告诉记者,其每次成功的出击,背后都是无数精准而隐秘的谍报在作铺垫。

       而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为了侵华而获取情报,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据姬勇介绍,设在汉口由日本间谍荒尾精所开办的“汉口乐善堂”,是近代日本间谍在华潜伏刺探情报的先锋。“乐善堂”,以销售药品为主业,兼作出版业务,暗中调查中国各地情况。

       荒尾精以“乐善堂”为据点,网罗了一批日本浪人,在北京、湖南、天津、福建,四川等地开设支部。除了办药店,擅长乔装打扮的日本间谍还在中国各地开设了大量的理发店、料理店等,以厨师、工人、魔术师、演员、商人,甚至僧人等身份潜伏在我国城市的各个角落。

       在成都市档案馆的档案中可以验证这一说法。在四川省政府1939年6月发给省会公安局的密电中提到:“有一僧人法名宏道自言为福建福州人,在福州出家为僧, 由陕西来川,在乐山住了一星期,现已往峨眉。僧人语言不为福州话,乃系一日本人学中国话者。”这一日本人为何要乔装成中国僧人?密电后来的文字解释了其真 正目的。“此人身着百衲衣,手持铁锅,背负包裹,衣件甚多,并有陕西佛教会之证明书件,年约二三十岁,确系一日本侦探,来四川侦探者。”并特别提到:“彼 由成都来,成都之情形早已经探明……”

       为了给日本大举侵华铺平道路,像这样来中国刺探情报的日本间谍不在少数,其潜伏刺探情报的方法 也是形形色色,防不胜防。而像贩售“仁丹”这样以商业合作为借口,进入中国侦探情报的更是极难彻底根除。虽然抗战爆发后,四川省政府就勒令城乡居民不得允 许日本“仁丹”的中国代理商们在房屋墙壁上涂刷“仁丹”广告,以此手段不断地压缩日本“仁丹”在中国的生存空间,让其在中国销声匿迹。但是,记者从成都市 档案馆的一份档案中了解到,1947年四川省政府发给成都市卫生科的一份文件中记录着:“日本仁丹再现,在国内市场应否任其行销,而伪品之违法制销,似更 不容其妄作妄为贻害民众。”注意,这份文件签发的时间是在1947年,也就是说直到抗战胜利后,日本“仁丹”的残余势力仍在成都盘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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