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系列报道（十四）

       1939年6月11日，以盐市口为中心，日机分批对成都进行轰炸。1941年7月27日，日机对成都的轰炸 最为严重，当天，日军出动108架轰炸机，分为四批投下了400多枚炸弹，以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为中心进行惨烈轰炸，死伤人数达1200余人，历史上 称为“7·27惨案”。

       在成都市档案馆，成都遭受的袭扰和轰炸都被一一记录在案，可以说这些档案每一份无不是对日军侵华暴行的血泪控诉。轰炸地点、炸弹数量、炸弹类型、伤亡人数、房屋毁坏数……每次轰炸之后都会有一张明细清楚的损失统计表。

       但是日本轰炸只有这些损失吗？不要忘记，在东北、山东、浙江、湖南等地，日本发动细菌战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然而在大轰炸期间，日本向四川、向成都投放过细菌弹吗？翻阅成都市档案馆的相关档案，记者看出了一些端倪。本报记者 徐璨 胡清

       成都大轰炸

       受轰炸达31次 造成5337人死伤 

       据统计，自1938年11月8日日机首次袭扰成都开始，成都所受轰炸达31次，轰炸地点主要为少城公园、盐市口、春熙路、大慈寺一带，被炸街道达82条，造成5337人死伤。

       档案一

       1943年日本曾运了3万枚细菌弹来华

       日本侵华期间大批量投放过细菌弹是事实

       提及日军731部队，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这支部队已成为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名词。在抗战期间，他们在华进行活体解剖、鼠疫试验、冻伤试验等，其手段之残忍，令人毛骨悚然，而在华多地投放细菌弹更是令人发指。

       记者在成都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当时省政府给省会警察局的密令，上面清楚地记载：“报敌大本营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以运输机陆续载运伤寒、白喉、鼠疫等各种炸 弹3万枚准备投我内地……”而这份档案的时间是1944年，也就是说在1943年年末日本就运送了3万枚细菌弹准备投放到我国。

       “这3 万枚炸弹肯定用在了中国的大地上，日本不可能运过来销毁，也不可能再运回去。”成都市档案学会理事长姬勇说道，这是个合理的推断，整个抗战期间，日军在华 投放的细菌弹绝对不止3万枚，这只是1943年末的一个数据。而从1931年日本侵略我国东北起，就开始阴谋发动细菌战，这3万枚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本来就是日本法西斯于日本以外领土，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而日本研制出来的细菌炸弹作为一类生化武器在国际法上是被禁止的。运送细菌弹来华本就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残害中国人民的重要罪证。

       那么，档案中提及的3万枚细菌弹投放的“内地”包括成都吗？或者说这之前日军的细菌弹在成都投放过吗？虽然无从查证，但可以说明日本侵华期间大批量投放过细菌弹是事实。

       档案二

       与成都近在咫尺的重庆极有可能遭受过细菌战

       1943年8月8日9架日机袭击梁山，投掷细菌弹10余枚

       抗战期间，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曾发生过大面积的鼠疫疫情，而疫情暴发前都有日本轰炸机在上空出现，通过投放炸弹或者直接投放的方式，将染上鼠疫的麦粒、面粉、棉布等散播下来。

       而日本731部队所属陆军军医金子顺一少佐在1949年为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向东京大学提交的论文集，其中一篇名为《PX之效果略算法》(注:P意为鼠 疫，X意为跳蚤，是人间鼠疫的主要传播媒介)的论文中写道：“1941年11月4日在湖南常德县城上空飞机散播1.6公斤鼠疫菌，2810人染疫。在吉 林、浙江等地6次细菌战的染疫者共计25946人……”

       1938年年初，日军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中，日军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飞机，投掷炸弹11500枚以上。

       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一书中，记录了1943年8月8日9架日机袭击梁山（今梁平县），投掷爆炸弹20余枚、细菌弹10余枚。同时，据之前媒体报道，从多方面可以印证日军在此投放过细菌弹，这表明重庆很有可能就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目标。

       “这 里有一份档案，是当时重庆市政府的一份公函，上面写有：‘查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孟洛上校等来府调查空袭伤亡数字关于被毒气伤害官兵……’”姬勇向记者分 析道，也就是说东京审判期间，当时是有到重庆乃至四川做毒气、细菌伤害的取证工作，这说明当时日军极有可能在重庆实施过细菌战。

       档案三

       在成都轰炸中频繁出现空爆弹

       可以用来放生化武器，投细菌、霍乱、鼠疫等

       “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2年，日本飞机先后对成都进行了有规模的轰炸22次。我们在档案里能够看到伤亡的统计名录，还有房屋的损失都有相对完整的记载。”姬勇告诉记者，在这些档案记录中，也明确了当时日军投弹地点、投弹数量、炸弹类型、有没有爆炸等情况。

       记者在成都市档案局查阅了当时的伤亡统计记录，“文庙四街8号，空爆弹，两枚，空中爆炸，死二……”这是《四川省会警察局南区分局文庙四街分驻所报三十年七 月二十九日空袭损失调查表》中的一列数据。但在这列数据中“空爆弹”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在其他类似的调查表中也屡屡出现。

       记者在采访成 都大轰炸幸存者时，“空爆弹”被频繁提及。“我家就住在少城公园背后的小南街，遭受轰炸最严重的那一次，我记得日军的飞机投放了很多空爆弹。”成都大轰炸 幸存者钟华回忆道，当时这种炸弹直接在空中爆炸，弹片直接从空中射下，少城公园又比较开阔、遮挡物少，所以在少城公园疏散的市民极难躲避，伤亡巨大。

       然而这种炸弹的杀伤力只是其一，它还有其他的作用。“档案中记录了成都大轰炸期间日军投下大量空爆弹，这种空爆弹通常从军事用途来讲，可以用来放生化武器，投细菌、霍乱、鼠疫等。”姬勇告诉记者。

       是的，空爆弹在空中爆炸时可以很方便地洒落下携带细菌、病毒的东西，比如老鼠、跳蚤、棉布、烟盒等。那么，在成都投放的空爆弹，其中有携带细菌的吗？“虽然 现在很难查证，但是据大轰炸幸存者回忆，在日本飞机轰炸之后，有人有捡到香烟、玩具等的经历。”姬勇说道，这些东西不可能是无目的投放的。

       档案四

       就防范日军细菌战

       多次发布训令

       提及对敌机可能携带细菌的投掷物进行防范

       “所有掷下物品均应认为有沾染毒菌或毒物之可能，务使避免用手直接接触即所用扫除或集合，该项物品之器具用后亦应消毒……”在《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四川省会警 察局关于检送敌人施用细菌战术及防范办法及有关鼠疫之症候治疗办法一案的训令》这份档案中，详细地罗列了发现敌机投掷物后的处置方式，以及预防鼠疫和感染 后如何处理等内容。

       在成都市档案局里，有不少关于防范日军细菌战的政府训令。在一份1939年省防空司令部、省会警察局《关于严加防范 敌机散播棉质物品携带细菌一事的训令》中，也提及“有敌机在开封上空散布多数丝棉质物品，经检验发现内有某种微菌传染人畜……对称之传染力最强，该菌自皮 肤之粘膜侵入，即可绝命。”同时，在该份档案中，还提到“查敌每先向我使用毒瓦斯，嗣后，敌即使用大量，此次敌又对我散布微菌……”

       “毒瓦斯”可与记者在采访成都大轰炸的受害人杨迤时，她所回忆的情况相印证。“我父母小时候经常跟我说大轰炸的事情，在‘跑警报’的时候，他们看到敌机飞得特 别低，甚至看得清楚驾驶员的脸。”杨迤对记者说道，当时她的父母和邻居看到飞机放出浓烟，大家都大喊“快捂住鼻子、嘴巴！日本人放‘毒瓦斯’了！”

       “当时成都很多政府训令都提及对敌机可能携带细菌的投掷物进行防范，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姬勇说道，可能是当时在其他城市出现过敌机从上空散播东西，也有可能在成都就有相关的投掷物，所以才多次发文严控细菌感染。

       档案五

       1940年川北霍乱

       死亡4万余人

       一般采用霍乱、鼠疫等在中国本来就有的病菌

        在对杨迤采访的时候，她给记者出示了一份馆藏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的档案复印件——《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二十九、三十年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是抗战时 期，全国最高防疫机构战时联疫联合办事处处长容启荣所写，详述了调查重庆附近霍乱、调查川北霍乱、调查浙江鼠疫等内容。

       其中关于调查川 北霍乱，档案中这样写道：“二十九年（1940年）七月举报川北一带霍乱流行卫生署当派防疫专家伯力士于八月四日启程赴蓉，并会同四川省卫生处处长陈志潜 前往调查，惜至盐亭因洪水泛滥，道路阻碍，未得深入。但仍得有少数病例证实确系霍乱。经于八月十六日返渝，嗣为更求详细明了疫情起见，复有卫生署于九月十 三日派遣技士钱大椿前往调查，尽管五十日之久始于十一月三日返渝，曾编有川北霍乱流行报告书一种。”而在该年霍乱中，据《廿九年霍乱疫情统计表》记载，四 川霍乱患者421621人，死亡41787人。

       “日本绝对在成都实施过细菌战，而这些病菌中就有霍乱。”提及此，杨迤显得有些激动，因为她的四位亲人都深受其害。为了查清事实的真相，杨迤走访查阅了大量档案和书籍，最终写成了《日本细菌战在四川真相》一文。

       “日本在中国实施细菌战，一般都采用霍乱、鼠疫、炭疽病毒、伤寒等在中国本来就有的病菌，这样极具隐蔽性。”姬勇分析道，如果接触日机的投掷物受到感染短时间 暴毙，当时也不易联想到是日本在作恶。同时，从当时政府的训令来看，也做了大量预防消毒的措施，阻止了病毒的大面积传染。而且，因为时间过去太久，很难找 到能坐实侵华日军在蓉实施细菌战的直接关联证据，但是这些馆藏的档案纷纷指向这种可能性。